(一)
以广东省籍为主的中国沿海劳动人民群体性经常性地移居美国，大约是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之后。因为当时美英资本家急需大量廉价又能干的苦力采矿、修路、建筑和垦殖；而破产失业的南中国的农民，手工业者等怀着“淘金梦”，不顾清王朝的禁令，或以“契约工”名义或被贩“猪仔”来到了北美大陆。有人说，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笔者不能苟同；但美国华侨社会的出现，无疑是那个历史时期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过，当美利坚工业革命完成后，不再需要大量外劳了，当局便“卸磨杀驴”，于1882年颁布实施《排华法案》，使美国华社的经济生活陷入困境、基本人权受到严重摧残。
美国华侨社会虽然在清朝咸丰年间已见雏形，但因绝大多数成员为文盲、半文盲或仅受过初等教育，缺乏文学创作能力，而且成年累月为衣食而忙碌奔波，也没有采风的雅兴与时间，所以华侨劳工自编的反映他们血泪生活、思乡恋家和憧憬未来的山歌、民谣、打油诗之类的口头文学，未能用文字记载下来，这是历史的遗憾所幸曾有侨居过美国或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作家，以流传美国华社的旧闻轶事为素材撰写了一些作品，如黄遵先(1848—1905年，广东嘉应州人，清末维新派学者、诗人和外交官，1882年与1891年先后任驻美国旧金山与新加坡总领事，曾尽力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的诗《逐客篇》[1]；小说则有哀华的《侨民泪》，佚名的《苦社会》，指严的《猪仔还国记》和吴沃尧的《人镜学社鬼哭篇》等。尽管数量不多、质量参差，总算有所弥补。
1970年在美国拘留海外移民的天使岛上的木屋墙壁，发现了130首诗，那是中国人所写的七言诗。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为乜来由要坐监？只缘国弱与家贫。
椿萱倚们无消息，妻儿拥被叹孤单。
纵使批准能上埠，何日满载返唐山？
自古出门多变贱，从来征战几人还？
虽然不是讲究对仗、平仄严格的律诗，但却朴素无华地表达了在异国他乡失去自由尊严的华人的悲愤之情。[2]这些木屋诗，后来以《埃伦诗集》(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为名付梓向世，堪称是美国华文文学史上的先河吧。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属于同一营垒，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交涉之下，美国于1943年宣布废除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华侨华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有所改善，美国华文文学也逐渐发育起来，组建了“美洲华侨青年文艺社”等文学社团，创办了《新苗》月刊等文学杂志，华文报纸也开辟副刊版面发表华文文学作品，从而推进美华文学的成长。
战后，来自台湾省的美国华侨华人，与战前赴美定居的中国人的最大差别是：前者大多为留学生在美就业；后者主要是工农阶层。因而对美国与中国文化的巨大差异，华社的劳苦大众对此反应一般；而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则产生了强烈的心灵震动，并以文学创作来表现他们的切身感受。于是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出现了以於梨华(1931—祖籍浙江镇海，1956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新闻硕士学位，著名美华女作家)为代表的“留学生文学”，奠基之作是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3]这部佳作描叙留美博士牟天磊在金元帝国执教十载后回台湾省探亲，思忆一连串甜酸苦辣的往事，尤其是在异国他乡时所感受的烦恼与寂寞，终于决定不再返美任职，突出反映了“没有根的一代”人的典型心态。出现了白先勇(1937—祖籍江苏南京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65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为代表的“文化乡愁”(或称“浪子的悲歌”)的美华文学。[4]例如他撰写的深受赞许的《纽约客》、《芝加哥之死》等系列小说，反映了二战后生活在美国的华侨华人知识分子未能真正扎根当地土里，他们的社交局限于华人小圈子里，甚至自赏于孤独环境内，文化上的碰撞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中几乎是无时无所不在，异域的飘零失落之感跃然纸上，客死他乡的惨烈悲剧催人泪下。还有聂华苓(1925—,祖籍湖北应山县，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1964年冲破重重障碍由台湾赴美定居，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任职，她除了与丈夫保罗·安格尔(美国著名诗人)一起翻译出版《毛泽东诗集》之外，主要善于在历史大背景与民族基本特性的广阔人生舞台上施展才华，创作了首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特别是代表作《桑青与桃红》(长篇小说，写于六十年代后期，1970年问世)，以现代另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为小说的背景，描叙女主角桑青被侮辱被损害被放逐直至最后精神分裂的一生，深刻表现了“失根”的中国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创伤。作者曾说：“《桑青与桃红》我最喜欢它，这是最有时代感与历史感的作品。我是花了不少心血才写成的”。[5]这时期美华作家中丛更生(本名丛掖滋，祖籍山东掖县，在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的作品，如小说集《想飞》(收入9个短篇)，其特点是着重反映人物流浪的心态，即流浪者由精神的漂泊到人生的漂泊，她创作的主题基本上不对描写对象进行历史和文化的追寻，也极少探求人物的“根“的意识，从而有别于白先勇、於梨华和聂华玲等人作品的思想蕴涵。另一位女作家欧阳子(原名洪智慧，1939年生于日本广岛，儿时随父母回台湾省，大学时代就与白先勇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后定居美国)，著有小说集《那长发的女孩》、《秋叶》等，好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对于人类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最感兴趣，在其作品中常细腻地描绘主人公内心世界被压抑的意愿与冲动，因而她的小说具有与那时期美华作家迥然不同的特色，如《约会》(短篇小说)里美莲想突破民族界限与外国青年保罗相好，然而她最终发觉其心灵深处的文化障碍迫使她践约的行动成为泡影。[6]总之，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华文文学，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都获得非凡成就，引起全球华文文学界的关注和北美华社广大读者的欢迎。
(三)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发表了震动世界的“上海公报”，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20多年的敌对状态，尤其是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后，大陆学子负笈美国与同亲人团聚者日益增加，台港澳同胞移居美国的也络绎不绝，使美国华社规模空前壮大，华文文坛的力量也大大充实。据美国1983年人口普查资料：华人达910843人，其中泰半生于美国，华人新移民中国大陆为286120人、香港为80380人、台湾为753553人，其他国家和地区约20000人左右。[7]新移民中知识程度高的比得是上升趋势，为美华文学扩大了读者群。另一方面，伴随着华侨华人的增多和文化水准提高，华文报刊也似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据1988年10月末统计，仍在正常出版的美国华文日报就有10家，如纽约《中报》、《世界日报》，洛杉矶《国际日报》，以及香港《星岛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明报》等的美洲版，均采用先进印刷技术和卫星传递方式，而且至少20版以上，特别是文艺副刊有较大容量，为美华文学提供了“用武之地”。[8]还有一个催发大洋彼岸文坛呈现姹紫嫣红景象的紧要因素，就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美的文化交流(包括美华文学在内)和国际华文文学界的研讨切磋空前活跃。
在这比较宽松的环境气氛中，美华文学不仅欣欣向荣，而且逐渐形成自身的主要特色：本土性与海外性。所谓本土性是大多数美华作家来自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等地，故土家乡的经历、情结溶化在血液中，在作品中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露出来，而这一本土性实质又与民族性息息相关的，民族的文化心理是其核心，所以华人作为美国的少数民族，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山姆大叔完全彻底同化的，因而美华文学的本土性有其持久顽强的生命力。所谓海外性，是指美华作家定居于美利坚，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生活方式、语言文字、伦理道德、社会制度、经济状况与政治结构等等，都与祖籍国有天渊之别或相差较大，反映美国华社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必然带有美国的自然、人文、社会的色彩。笔者赞同陈贤茂教授等关于本土性、海外性两者关系的论述：海外性与本土性互为表里，这里所说的本土性是海外性映照下的本土性。正因为有海外性，才显示其本土性。[9]上述的主要特色无不若明若暗地蕴含于美华文学中、若隐若现地体现于知名美华作家的主要著作里。
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美华文坛堪称人才荟萃、文星璀灿、佳作迭出。现将各种体裁有代表性的作家、诗人作些简略介绍，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二十多年美国华文文学概貌。
驰名世界华文文坛的老作家於梨华女士，197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考验》，描写具有华人知识分子共性(诚实敬业、耿直正义、忍让迁就、独善其身等)的钟乐平，在美国教育界的辛酸处境。钟教授的学识渊博，能力拔尖，然而他却三次受聘于高等学府又被解聘了。前两回失业是由于他的良知耿直，第三次被辞退也是如此。因为系主任华诺先生以紧缩科研费用为由解骋他；但又留有余地，即钟乐平若愿向政府申请国际项目，则仍可留任。由于他回忆起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祖籍国山河之日，故乡父老兄弟姐妹逃难的惨状历历在目，他决不从事与美国所谓“国防”有瓜葛的科研活动，而大义凛然地顶住上司的压力。后来在犹太裔朋友的支持下，反解雇斗争获胜，校方给予钟教授终身聘书。然而，当他要同系主任和解时，华诺却有意借故避开了，于是钟乐平自动辞职了。因为他担心系主任还会借机寻衅的，与其终日“在人家屋檐下”如履薄冰地工作，不如躲开这是非之地另谋出路。钟教授在刚毅耿直性格之中，又夹带着胆怯软弱、忍辱屈服的劣根性，这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在当时留美华人知识界有一定典型意义。《考验》标志着於梨华小说的风格由抒情色彩浓烈的描叙向冷静客观的写实转变。
1975年问世的《傅家的儿女们》，显示出於梨华观察华人留美学生生活的深化，对他(她)们的命运前途审视的透彻，反映女作家对美国社会的认识有质的飞跃。作品中的如杰、如媪定居美国时间最长，精神状态萎靡晃振；如俊、如豪则企盼定居金元帝国，荣华富贵；如玉、如华则另有选择，尤其是如华根本不想去美国“淘金”。从傅家的儿女们的去向，人们可以看到台湾省中、上层社会崇洋媚外所造成的恶果。於梨华忠于现实社会生活，在创作中力求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从她1972年出版的中篇小说《三人行》就可见一斑了。《三人行》写的是陆耀先、傅光宇各胖三位留学生回祖国参加建设的故事，他们的性格和阅历虽然不同，但都很爱国，纷纷回中国寻根。这三位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反映了於梨华心灵变化的轨迹。
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阅历丰富曲折的美华女作家陈若曦(本名陈秀美)，七十年代以后进入创作的黄金时期，影响广泛的短篇小说集《尹县长》于1976年问世，接着小说集《老人》(1978年)、《城里城外》(1981年)《贵州女人》(1983年)和长篇小说《归》(1978年)、《突围》(1983年)、《远见》(1984年)、《二胡》(1985年)、《纸婚》(1986年)陆续出版，还有散文集《文革杂忆》(1979年)、《生活随笔》、(1981年)、《草原行》(1988年)、《西藏行》(1989年)等相继与广大读者见面。为什么陈若曦女士二十多年创作力这样旺盛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她的人生道路经历了巨大转折，悲欢离合的生活积累深厚凝重，促使她通过文学表露她的见解，抒发她的感情，而且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国际华文文学界同仁们大都知道陈若曦在六十年代前期留学于美国，当时美国青年中涌现一股“中国热”。她出身于社会底层，又受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丈夫所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无限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1966年她与丈夫绕道欧洲回到中国大陆，在南京华东水利学院任职五年。时值“文化大革命”，耳闻目睹社会惨象和亲历动荡不安生活，政治上又受极“左”路线的岐视，她的乌托邦的追求彻底落空了，1973年冬不得不全家移居香港，1979年再度定居于美国，并在美华文坛上开始了丰收的第三创作阶段。《突围》、《远见》、《二胡》和《纸婚》四部长篇小说是本阶段的硕果。
《突围》是以现实主义的笔致，描叙了定居旧金山的华人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空虚孤独的心态。他们都在寻觅突破围困的道路，但都在现实面前碰撞得头破血流。这部长篇小说思想蕴涵的深刻之在于作者能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所常见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去探索华人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而非孤立、个别的和偶然的人生经历写照。《突围》之后另一部长篇小说《远见》是写台湾妇女廖淑贞，按照丈夫的“远见”，带着女儿去美国读大学并申请“绿卡”。为了母女的生活，她到华裔医生家当佣人受尽凌辱，幸亏萍水相逢遇一中国大陆一位赴美访问学者，在其开导与支持下，廖淑贞终于获得永久居留权。然而，当她返回台湾报喜时，讵料丈夫有了外遇并生了儿子。她只好“伤透了心”地飞回旧金山。故事情节很平凡，似乎是个人的恩恩怨怨，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但笔者认为，陈若曦在小说中透露出对台湾、美国、中国大陆三地的华人知识分子在伦理道德、社会责任感方面孰优孰劣的评价，客观地赞美大陆的访问学者。如果作家缺乏全面、深入地观察与分析现实生活的科学态度，放弃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仅从一已的恩怨出发，陈若曦在《远见》里的主题思想就不是这样的了。第三部小说《二胡》写了美国华人胡为恒与在中国大陆妻子梅玖、美国华人胡景汉与大陆妻子绮华的婚姻家庭关系，展示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冲突，同时也通过梅玖临终前的谅解丈夫与胡景汉决定回大陆与绮华团聚的情节，反映了两种文化是可以包容融合的，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立足于唯物史观而使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的丰富与深刻性达到新高度。出版于1987年的《纸婚》，是部日记体的长篇小说，写的是上海姑娘尤怡平自费留学美国，因违反规定到餐馆打工而被美国勒令离境。一位美国青年用“假婚”之计，使她逢凶化吉。然而待她获得“绿卡”时，那位美国青年身患艾滋病，不少亲友鄙弃他，尤怡平却留其身旁，陪伴他度过一生最后时光。在金元帝国出现这种“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重义轻利的真实故事，虽属罕见，但正是亿万美国平民所企盼的，也是陈若曦的理想。
祖籍江西南昌、出生于重庆的张系国既是电子计算机专家，又是创作甚丰的美华作家，现任美国芝加哥伊利诺大学教授，七十年代以来已出版小说集《香蕉船》(1976年)、《孔子之死》(1978年)、《不朽者》(1983年)，长篇小说《皮牧师正传》(1978年)、《昨日之怒》(1978年)、《棋王》(1979年)、《黄河之不》(1979年)，此外还有科幻小说《星云组曲》、《五玉碟》等。
《香蕉船》小说集是张系国对“留学生文学”反思后的一大收获。他曾经指出：“……‘留学生文学’是一条死胡同，除非变成那布可夫，写写‘罗丽泰’，否则实在没有出路的”。[10]集子所编入的短篇，虽反映的仍然是海外游子的形形色色的生活，但已摆脱“对处我感情的近距离的表现”，力图客观地审视与表现浪迹美国者的不幸与不争。《棋王》、《黄河之水》等小说集里的众多人物均是由文教岗位向经济领域过渡，如大学教授、画家、研究历史的学者、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的高材生等，本来扮演着社会上的文化角色，如今却是自愿或被迫去做生意、办工厂、搞广告……在金钱物欲的竞争中，精神文明特别是东方伦理道德也随之逐渐丧失。作者对此是基本上采取现实主义的批判态度的，但是又非全盘否定。因为工业社会虽然异化、妨害人类的良知和农业社会的以“仁”为本的准则；然而，历史又总不能停滞于田园牧歌式阶段。用张系国先生的话说即：“在工业社会里成长的作家，表现工业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及对合理社会秩序的追寻。”[11]沿着作者这一创作思路脉络，去探索他的诸多体裁的作品，这就能对这位美华作家比较客观、全面的评价。
美华诗坛上著名的现代主义诗人非马，本名马为义，祖籍广东潮阳，少儿时代在故乡度过的，六十年代由台湾赴台湾赴美留学，获威斯康辛大学核工博士学位，后定居芝加哥从事核能发电科研工作。业余时间写诗不懈，近40年来共写出新诗500多首，已出版诗集《在凤城》(1975年)、《非马诗选》(1983年)、《白马集》(1984年)、《非马集》(1984年)、《笃笃有声的马蹄》(1986年)、《路》(1986年)、《非马短诗精选》(1990年)等。七十年代初还大量译介欧美的现代诗，堪称诗作等身。
非马的创作，评论界一直认为与现代主义密不可分的。其实他的诗既对现代主义文学优秀的艺术手法认真地借鉴与运用，又创造性地弥补现代派诗歌缺乏时代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之不足，即源于斯又异于斯，难怪诗人非马自称是具有“比现代更现代”的诗风。[12]众所周知，现代主义诗歌(主要是象征派、意象派)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浪漫主义的直白浅露和自然主义对客体的单纯摹写之偏向，但是它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和非理性思维逻辑的基础之上的，它绝对忽视诗歌的思想意义，完全抛弃文学的社会使命，最终难免又钻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牛角尖去了。严峻的客观现实、芸芸众生的深重灾难、权贵豪绅富商巨贾的骄奢遥逸，使富有人类良知和东方伦理道德传统美华诗人非马，不可能全盘照搬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进行了一番改造，即攫取现代派诗歌注重情绪体验，努力描写“内心的最高真实”，讲究意象、象征等“现代”手法，来表达诗人对美国或台湾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对时代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
他在《今天阳光很好》这首诗中，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美国，既肯定它的富足，有蓝天、白云、飞鸟、松鼠和金色阳光的“明亮快活”的画面；然而，同时也呈现了“孤独的老人”踽踽行走的情景，成为“金元帝国”社会的另一个侧面，表明非马决不掩盖美国也存在着“苦难”。《中秋夜—给打电话的友人》，则是多年定居芝加哥的诗人对那远在东半球的父母之邦的朝夕思念与无限眷恋，是非马“乡悉诗”的延伸。他是技术专家，写诗始终是业余爱好，往往是形象与理性思维互相交织着，因面非马的诗作常常闪耀着哲理的光辉，如《领带》一诗，他比喻“领带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并传遍全球，成为人类社会一种共同的精神财富；但是它又无异给脖颈上打了一个“牢牢的圈套”，这种现代文明究竟是进步，还是异化现象呢？诗的哲理性发人深思啊！
美华文坛上主要散文家之一的王鼎钧先生，1925年生于山东临沂，自幼受中国古典文学的薰陶，15岁就写过《聊斋志异》的试评文章。后从大陆至台湾，七十年代末定居于美国纽约。四十余年的不懈写作，著述丰硕，共出版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达五十种，以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仅是七十年代以来就出版了散文集(含杂文)《情人眼》(1970年)、《开放的人生》(1975年)、《人生试金石》(1976年)、《我们现代人》(1977年)、《碎琉璃》(1978年)、《情话》(1979年)、《海水天涯中国人》(1982年)、《别有一番滋味》(1984年)、《山里山外》(1984年)、《看不透的城市》(1984年)、《左心房漩涡》(1988年)、《灵感》(1989年)、《两岸书香》(1990年)等。
王钓钧的散文取材于广博深的生活素材积累，成文于对人生对社会的冷静思者和反复品味，因而无论是抒发感情、记事状物、描述游踪，还是谈古论今、评议时政，褒贬善恶，都显示出散文的思辨性、哲理性与美学追求。他著名的“人生三书”(包括《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和《我们现代人》三个散文集)，最能显现王钧散文的哲理蕴涵。除此之外，他有一类散文属于“咏物寄意”，用这种文学样式来表达作家对人生深刻而独特的领悟。散文《那树》是咏物寄意的代表作，写的是一棵历经沧桑却仍以华盖般的浓荫供人乘凉的都市老树，不是自然枯萎，而是被定为“妨碍交通”罪，惨遭连根拔除。作者的寓意似是：那棵老树象征悲壮的人生，意味着工业文明血腥地征服了农业文明，也昭示着时代潮流对一切传统事物的冲击是不可逆转的，就连街区百年老树也遭灭顶之灾。还有一类散文是以魂牵梦绕的“乡愁”为基调，在《碎琉璃》和《海水天涯中国人》等散文集，王鼎钧这位异域飘泊、历尽人间甜酸苦辣的老人，对大陆故土的思念，对往昔岁月的忧伤，对离情别绪的写照，真是倾诉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
许达然也是当代美华文坛知名散文家，他1940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市，六十年代后期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定居下来。自1979年起相继出版了《土》(1979)、《吐》(1984年)、《水边》(1984年)、《人行道》(1985年)、《防风林》(1986年)等散文集。他的作品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是社会意识极为强烈，对社会底层黎民百姓的命运极为关切。他曾极力呼吁散文作家“多创作些主题鲜明，内容带思想，反映时代，与含社会的散文”，鄙视“把残酷的现实当笼鸟玩弄”的抒情散文和“以自为我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名士派小品。[13]许达然的创作给我们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非常倚重意象和讲究语言的浓缩，这显然是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喜爱运用暗示、对比、烘托等艺术手法，在意象的选择与营造中渗入自己对人生、社会、历史的理性认识，从而形成他的散文的特殊风格。
近二十年美华文坛的名家白先勇、聂华苓、柯振中、叶维廉等，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领域，均有新的跨越与收获，恕不一一赘述了。展望未来，伴随着美国华人经济的崛起，华文教育的发展，华文报刊的增辟发表园地，特别是华人青少年读者群扩大和写作力量的充实，美国华文文学的鲜花必将在北美大地盛开。
作者：李君哲
1998年8月5日写于中国沈阳市
